5月21日，爱优特®（呋喹替尼）和达伯舒®（信迪利单抗）联合疗法获NMPA批准，用于治疗既往接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-酪氨酸激酶抑制剂（VEGFR-TKI）治疗失败且一线未接受程序性死亡受体-1（PD-1）或程序性死亡配体-1（PD-L1）抑制剂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肾细胞癌（RCC）患者。在肾癌治疗领域，一线失败后，患者往往只能接受疗效平庸的单药，然而该疗法的研究数据证明了联合疗法在二线的价值，更具有价值的是疗法背后的铁三角创新范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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肾癌二线天花板被打破了
肾癌一线是免疫+靶向的“王牌组合”，晚期二线的标准治疗方案却选择有限，阿昔替尼单药ORR约6%，依维莫司单药mPFS不足7个月，患者在一线TKI失败后往往无牌可打。而本次礼来和信达联合疗法的获批是基于FRUSICA-2研究，共纳入234例既往一线VEGFR-TKI治疗进展或不耐受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RCC患者，按1:1随机分配至联合治疗组（呋喹替尼+信迪利单抗）或对照组（阿昔替尼或依维莫司单药）。从研究数据来看，该联合疗法相当于将二线治疗从“姑息等待”拉升到“长期控制”。
表1：FRUSICA-2研究关键指标，*说明：中位随访时间16.6个月（数据截止2025年2月17日）
数据来源：Pharma ONE药物研发大数据平台-临床试验结果板块，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
尽管联合组3级以上TEAE发生率（71.4%）高于对照组，但临床决策是权衡获益与风险。在根据国际转移性肾细胞癌数据库联盟（IMDC）标准划分的所有预后风险组中，均观察到疗效获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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礼来不下场，信达不独唱
一款联合疗法，折射出了礼来和信达不同的战略底色。
礼来扮演“联盟架构师”。 呋喹替尼是礼来与和黄合作研发的，信迪利单抗则是礼来与信达合作研发。礼来不持有其中任何一款药的完全产权，却通过深度绑定两家本土创新药企，搭建了一个覆盖VEGFR-TKI和PD-1两大机制的联合平台。从子宫内膜癌到肾细胞癌，“礼来-和黄-信达”铁三角已成功落地2项适应症。在轻资产的联合开发模式下，礼来不占有，但串联；不主导，但整合。当前，MNC争相在中国“找搭档”，礼来走的是一条更精巧的路。
表2：呋喹替尼适应症获批情况
数据来源：Pharma ONE药物研发大数据平台-中国上市药品板块，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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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达受益于“连环效应”。 信迪利单抗收获第10项适应症，但10项适应症不等于10个价值洼地，真正构成壁垒的，是必须靠联合才能打开的赛道。二线肾癌领域是“一线治疗已经IO+TKI化”的特殊群体，呋喹替尼作为高选择性VEGFR-TKI，能最大化释放信迪利单抗的免疫激活价值。信达在PD-1拥挤的同质化竞争中，借力礼来、和黄提供了一把精准“手术刀”。
表3：信迪利单抗适应症获批情况
数据来源：Pharma ONE药物研发大数据平台-中国上市药品板块，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
03
换一个TKI，还真不行
呋喹替尼被设计为对VEGFR-1、-2、-3具有极高的抑制活性，对其他激酶（如c-Kit、PDGFR、RET等）的脱靶作用极低，这也决定了联合疗法的成败。大多数传统VEGFR-TKI因脱靶抑制导致腹泻、疲劳等剂量限制性毒性，与PD-1抑制剂联用时毒性易叠加，医生被迫减量或停药，疗效随之打折。呋喹替尼的高选择性在达到有效抗血管生成剂量时，把“毒副空间”留给了信迪利单抗。跨线数对比“纳武利尤单抗 + 卡博替尼”“仑伐替尼 + 帕博利珠单抗”，临床上二线患者多为一线耐药后人群，身体状况更复杂，在此情况下FRUSICA-2能取得22.2个月的mPFS，且3级以上TEAE发生率更低，是对联合疗法疗效和安全性的进一步证明，这是“高选择性”带来的临床红利。
表4：TKI+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治疗晚期肾细胞癌TEAE发生率
数据来源：Pharma ONE药物研发大数据平台-全球药物研发板块，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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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挑战同样存在。国内，伏罗尼布+依维莫司已进入CSCO指南I级推荐，二线肾癌国产选手不止一家。本次获批的适应症限定于“一线未接受PD-1或PD-L1抑制剂”的患者。随着一线免疫治疗渗透率越来越高，该目标人群将面临缩水。而PD-1/VEGF双特异性抗体（如依沃西单抗）正在向肾癌推进，可能从机制上实现“一药双靶”的降维打击。
呋喹替尼+信迪利单抗把二线肾癌的生存标准从“个月”推向“年”，是一次基于分子设计精准度的卡位。然而，当一线免疫全面普及，当双抗等药物涌入该赛道，高选择性还会成为卖点吗？22.2个月PFS是否会成为被超越的“历史坐标”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