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某轮在引航员引领下离开太仓港。船舶为空载压载状态,计划前往韩国丽水加装燃油,随后驶往夏威夷装载废钢及原木返回中国。
船舶在航道内遭遇强风,风力约40节。由于天气恶劣,引航员要求提前离轮,并在D20浮附近离船,该位置距离长江口引航站约18海里。
在引航员离船后,船长继续驾驶船舶沿狭窄航道驶往长江口引航站。当时海区存在强风、降雨及明显流压。引航员离船10分钟后,船舶与D18浮发生碰撞。
随后,船长在尝试将船舶重新导回航道过程中,又与一艘中国散货船发生碰撞。事故发生后,船舶在D18浮附近抛锚,以进行损坏评估及事故调查。
本次事故暴露出船长、长江引航员及VTS在全球最繁忙、最复杂通航水域之一缺乏充分风险评估的问题。虽然根据法律规定,最终责任通常仍将由船长及船东全部承担。
该轮船长具有15年船长资历,但因过度自信及麻痹大意,未能充分识别风险,也未能提前组织驾驶台团队做好应对准备。
如其事先进行了完整风险评估,并充分研究当时天气条件下在该航道安全航行的方法,则上述两起事故均有可能避免。
事实上,在当时6.0米压载吃水情况下,船舶完全可以安全选择在航道外侧水域航行。
由此可见,海龄并不是船舶安全的保证,技术、经验和敬业精神才是。题做错了就说自己马虎了,不会就是不会,马虎是不能蒙混过关的。

从技术层面分析,本次事故最核心的问题之一,是驾驶台团队未针对“引航员提前离船”这一关键节点进行航行模式转换。
正常情况下,船舶由引航状态转入船长自主操纵后,驾驶台应立即重新建立完整的航行控制体系,包括重新确认航道边界、横流影响、可用水域宽度、主机及舵机响应状态,并重新分配驾驶台值守职责。
但本次事故中,驾驶台显然仍延续了依赖引航员阶段的操作惯性,没有完成从“监控模式”向“主动操纵模式”的技术切换。
当时船舶处于压载状态,吃水仅6.0米,干舷较高,受风面积大。在40节大风条件下,船体横风压效应明显增强,尤其在长江口狭窄航道内,极易出现风流共同作用下的横移现象。
此类情况下,船位控制已不仅仅依赖航向保持,而必须重点监控船舶实际对地运动轨迹。若仅依据罗经航向判断船舶是否“保持在航道中”,则极容易产生误判。
事故说明驾驶台团队未有效利用ECDIS、雷达平行线、航迹矢量及GPS对地航迹等手段,对船舶横向偏移进行连续监控。

从操船技术角度看,船长在引航员离船后继续沿狭窄航道航行,但并未根据气象条件及时降低风险等级。
强风、强流、降雨以及夜间能见度下降同时出现时,实际上已经形成典型的“高风险受限水域操纵工况”。
此时应考虑减速、调整航向角度以抵消横流、提前申请拖轮待命,甚至评估暂时离开主航道或择地抛锚等待天气改善。
但事故过程中并未体现出任何系统性的风险缓解措施。
船舶首次碰撞D18浮后,驾驶台团队在短时间内再次与他船发生碰撞,说明碰撞后的应急操纵同样存在明显缺陷。
按照良好船艺原则,船舶发生擦碰或偏离航道后,首先应建立“船位稳定优先”原则,即优先控制船舶姿态、减速并恢复态势感知,而不是急于快速返回原计划航迹。
本次事故中,船长显然在较大心理压力下急于修正船位,导致船舶在横流及风压共同作用下操纵余度进一步减小,最终与中国散货船发生二次碰撞。

此外,驾驶台资源管理存在明显不足。
恶劣天气下的长江口夜航,本应实施强化驾驶台配置,包括专人负责雷达标绘、专人监控ECDIS偏航报警、专人持续记录附近船动态,并保持与VTS及周围船舶的高频沟通。
但从事故经过看,驾驶台团队更多处于被动应对状态,没有形成有效的信息交叉验证机制。
尤其在引航员离船后的最初十余分钟,本应是风险最高、最需要加强监控的阶段,结果却成为事故发生窗口。
从更深层技术管理角度分析,本次事故反映出部分经验丰富船长在复杂水域容易出现“经验替代程序”的问题。
长时间航行经验虽能够提升操纵直觉,但若缺乏标准化风险评估流程,反而容易降低对危险信号的敏感性。
特别是在长江口这种高密度交通水域,任何对风流影响、CPA变化、航道余宽及船位漂移的轻视,都可能在数分钟内迅速演变为不可控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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