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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于 2026-04-09 / 0 阅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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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I发展史 | 诺姆·乔姆斯基:那个教会我们拆解句子的人,转身警告AI——语言不是概率,是灵魂的语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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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自逻各斯笔记,仅用于学术分享,如有侵权留言删除

“艾弗拉姆·诺姆·乔姆斯基(Avram Noam Chomsky,1928年12月7日-)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。他既是“现代语言学之父”,颠覆了人们对语言本质的理解;同时作为一位不妥协的社会批评家,他也是美国外交政策最犀利的反对者之一。乔姆斯基定义了AI试图模拟的“智能”目标,并坚持划出了当前AI无法跨越的界限。”

01. 人物介绍

在喧嚣的时代,听一个安静的人说话

我们生活在一个被语言淹没的时代。
每天,成千上万的句子从屏幕上涌来——新闻、评论、推送、公告、聊天、AI生成的回答。它们流畅、得体、无穷无尽。我们以为这是沟通,以为这是理解,以为说得多就等于想得深。
可你有没有在某个深夜,放下手机,忽然感到一阵荒凉?
那么多话在说,却没有几句是真的被听见。那么多句子在流动,却没有几句是真正被理解的。
这时候,我想请你认识一个人。
他叫诺姆·乔姆斯基。他花了整整一生,研究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:语言到底是什么?
不是语法书上的规则,不是考试里的填空,不是AI模型里那些被计算了亿万次的概率。
而是——一个人,为什么要开口说话?又凭什么能够说出从未听过的话?
他的答案,可能会让你重新看见自己脑子里的光。也可能会让你在狂热追逐人工智能的今天,停下脚步,轻轻问一句:
我们教会了机器说话,可我们还记得,人为什么说话吗?
这是一个男孩从费城旧书店开始的故事。也是一个关于语言、反抗、孤独与温柔的故事。
请慢慢读。

一、书店角落里的孩子

1928年12月7日,费城的一个冬天。
一个名叫诺姆·乔姆斯基的男孩出生了。他的父亲是乌克兰移民,白天在缝纫厂做工,晚上自学希伯来语,后来竟成了希伯来语学者。母亲也是移民,活跃、健谈,喜欢在家里大声争论政治。
这个家庭并不富裕,但到处都是书。
(图片来源:AI生成)
他们家开了一家小小的书店,叫“乔姆斯基书店”。说是书店,其实更像是附近街区的犹太移民们聚集的地方。人们在这里借书、还书、站着聊天,用浓重的口音讨论旧世界的苦难和新世界的希望。
乔姆斯基小时候不爱说话。
他太瘦了,戴着一副圆框眼镜,常常一个人坐在书店最里面的角落,膝盖上摊着一本书,一坐就是一个下午。别的孩子在街上玩球,他在读一本关于希伯来语语法的书——不是因为他喜欢语法,而是因为那是父亲写的。
“我只是想知道,爸爸到底在研究什么。”他后来说。
十岁那年,一切变了。
那是1938年,西班牙内战接近尾声。佛朗哥的军队攻陷了巴塞罗那,全世界都在谈论这场战争。乔姆斯基在书店的书架上,抽出一本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小册子。
他蹲在地上,一页一页地读。
他读到法西斯轰炸小镇,平民倒在血泊里。他读到国际纵队里的年轻人,说着不同的语言,却为同一个信念而死。他读到报纸上写着“和平”,照片里却是尸体。
他放下书,跑到后院,坐在台阶上,很久没有说话。
那天晚上,他对父亲说:“我不明白。为什么有人可以一边说话,一边撒谎?为什么有人说了那么多话,却没有一句话是真的?”
父亲看了他一眼,没有回答。而是问:“那你打算怎么办?”
十岁的乔姆斯基说:“我要弄清楚,语言到底是怎么运作的。”
没有人知道,那个蹲在书店角落里的男孩,日后真的做到了。

二、十三岁,他给自己选了一条艰难的路

(图片来源:AI生成)
1941年,乔姆斯基十三岁。
一个表兄带他去了纽约的第四十二街。那里有一家左翼书店,空气里混着旧纸张和烟草的气味,书架歪歪斜斜,地上堆满了小册子和过期的报纸。
角落里坐着一群失业的知识分子、工会成员、流亡的欧洲人。他们大声争论着无政府主义、工人运动、西班牙的命运和罗斯福的背叛。
乔姆斯基站在那里,听了整整一个下午。
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戴眼镜的瘦男孩。他安静得像墙上的一幅画。但他的眼睛一直在亮。
回家的地铁上,他对表兄说:“我可能是个无政府主义者。”
表兄笑了:“你才十三岁。你连高中都没上完。”
乔姆斯基没有笑。
“我不是说我要去扔炸弹。”他认真地说,“我是说,我不相信任何集中了太多权力的东西。国家也好,公司也好,政党也好。权力不让人变坏,权力让人变懒——懒于思考,懒于负责,懒于说‘不’。”
从那天起,他开始系统地阅读无政府主义的文献。克鲁泡特金、巴枯宁、罗莎·卢森堡。他一边读,一边在本子上写写画画,像拆解句子一样拆解每一种政治理论。
他后来回忆说:“我那时候就意识到,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,不是坏人太多,而是好人太沉默了。”

三、大学时代:一个年轻人与一门学科的相遇

1945年,乔姆斯基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。
他原本想学哲学和政治。他想弄清楚:人类为什么一边创造文明,一边制造战争?为什么可以说出“自由”和“正义”这样漂亮的词,却做出最残忍的事?
但哲学课让他失望。教授们谈论康德和休谟,却对正在发生的原子弹爆炸只字不提。
政治课更让他失望。教授们用复杂的术语包装简单的偏见,把权力斗争打扮成理性辩论。
他差一点退学。
直到他遇见了一个人——泽利格·哈里斯。
哈里斯是宾大语言学系的教授,一个身材瘦削、目光如炬的中年人。他上课时从不看教案,喜欢在黑板上画复杂的句子结构图,像画建筑图纸一样画语法树。
有一天课后,哈里斯叫住了乔姆斯基。
“我注意到你了,”哈里斯说,“你总是坐在最后一排,但你写的东西比前排的学生都认真。”
乔姆斯基有些不好意思。
哈里斯递给他一份手稿:“这是我正在写的一本书。你拿回去读。读完了,告诉我,你能不能想出一个比我更好的方法。”
那本书是关于“结构语言学”的。乔姆斯基带回家,读到凌晨三点。第二天一早,他敲开哈里斯的门,说:
“你的方法很好。但它只能描述已经说出来的句子。它解释不了为什么人可以造出从未听过的句子。”
哈里斯看着他,沉默了很久。
然后笑了。
“那你写一个给我看看。”
那一年,乔姆斯基十九岁。他开始了后来持续一生的追问:人类的心智里,到底藏着一台什么样的“句子生成器”?

四、麻省理工学院的年轻教授

1955年,乔姆斯基获得博士学位。同年,他接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教职。
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选择。当时,麻省理工还没有像样的语言学系。那里全是工程师、物理学家、数学家。同事们研究的是雷达、导弹和计算机。
有人问他:“你去那种地方干什么?你连微积分都不太擅长。”
乔姆斯基说:“正因为那里没有语言学,我才去。我可以从头开始,没有人告诉我什么不能做。”
(图片来源:AI生成)
他的办公室在一栋旧楼的二层。窗外是波士顿灰色的天空,屋里只有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和一摞白纸。没有计算机,没有助手,甚至没有黑板——他在墙上贴了一块白板,自己写,自己擦。
他每天凌晨四点起床。不是因为勤奋,而是因为他失眠。他说:“脑子里的句子太多,它们排着队要出来。”
他的妻子卡罗尔后来回忆:“诺姆写论文的时候,整个家就像一艘沉船。稿纸到处都是,厨房桌子上、浴缸旁边、孩子的婴儿床上。他不是乱,他是在寻找一种秩序——一种只有他自己看得见的秩序。”
1957年,他出版了一本书,叫《句法结构》。
很薄。不到120页。封面是朴素的灰色,像一个沉默的预告。
但这本书像一颗炸弹,落入了当时由行为主义统治的心理学和语言学界。
他在书里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坐不住的话:
“人类不是白板。语言不是学来的。我们的大脑里,天生就有一套语法——它像骨骼一样支撑着每一句话。”
他说,孩子听到的句子是“有限的”,但他长大后能说出的句子是“无限的”。这多出来的东西,不可能是环境给的,只能是自己长出来的。
他把这套天生的语法机制,叫做“普遍语法”
整个学术界炸了。
哈佛的心理学教授斯金纳——当时行为主义的领袖——读完后说:“乔姆斯基错了。他是浪漫主义者,不是科学家。”
乔姆斯基没有反驳。他只是继续写。
第二年,他发表了针对斯金纳的著名书评,一篇长达几十页的论文,逐条拆解了行为主义的逻辑漏洞。他写得很克制,但每一段都像手术刀一样精准。
有人问他:“你不怕得罪人吗?”
他说:“真理不需要客气。但说真话的人,应该客气。”

五、语言的秘密:一棵看不见的树

(图片来源:AI生成)

为了让你理解乔姆斯基的伟大,我想讲一个具体的例子。

想象一个三岁的孩子。

她从未上过学,不认识字,不知道什么叫“语法”。但她会说这样的话:

“妈妈,我摔破了杯子。”

你注意,这句话是她自己造出来的。她从未听任何人说过“我摔破了杯子”。大人通常说的是“哎呀杯子破了”或者“你摔了杯子”。但她自动学会了动词“摔”的过去式变化规律,并且创造性地用在了自己身上。

更神奇的是,如果你对她说:“宝宝,你摔破了杯子对不对?”

她会回答:“不是摔破,是不小心掉的。”

她在纠正你。她在用自己内在的规则,判断你的话是否正确。

乔姆斯基说:这个孩子的大脑里,有一棵看不见的树。树干是语言共通的深层规则——比如“一个句子必须有主语和谓语”。树枝是具体语言的参数——比如“主语可以省略吗?动词放前面还是后面?”

孩子不需要学这棵树。它长在那里。她只需要听周围人说话,像浇水一样,让这棵树长出具体的叶子。

这就是“生成语法”的核心:有限的规则,生成无限的句子。

听起来很简单,对吗?

但你要知道,在他之前,没有人敢这样想。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学术界都在说:人是一张白纸,一切行为都是训练出来的。乔姆斯基用一句话,就把这张白纸翻了过来——背面刻满了先天的规则。

他让人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心智。 不是通过显微镜,不是通过扫描仪,而是通过语言本身。


六、1967年,他不再只是学者

1967年,越南战争进入最残酷的阶段。

美军轰炸北越的平民区,化学武器摧毁了森林和村庄。美国政府的官方说法是:“我们在保卫自由。”

大多数知识分子保持了沉默。不是因为他们同意,而是因为他们害怕——害怕失去经费,害怕被贴上“叛国”的标签,害怕在聚光灯下暴露自己。

乔姆斯基写了一篇文章。

标题叫《知识分子的责任》。

他在文章里说:

“知识分子最大的罪,不是撒谎,而是沉默。当一个学者看到谎言被当作真相传播,看到无辜的人被屠杀,却选择关上门、写一篇没人读的论文,他就是在为暴力背书。”

他用了一个词,后来被无数人引用:“制造共识”。他说,权力不需要用枪逼你服从——它只需要让媒体、大学和知识分子一起,把谎言包装成共识,然后你就自愿地相信了。

文章发表后,他的电话响了整整一周。

有人骂他是“共产分子”,有人威胁要烧掉他的房子,有人写信说“你应该被枪毙”。他的妻子劝他暂时不要公开演讲。他说:“如果我停下来,那封信就赢了。”

他没有停。

从此,乔姆斯基不再仅仅是语言学教授。他成了美国外交政策最犀利的批评者,一辈子没有变过。

有人问他:“你不怕吗?”

他想了想,说:“怕。但我更怕老了以后,坐在壁炉边,对自己说——当年我本来可以说话的。”


七、九十岁,与AI的对话

时间快进到21世纪。

硅谷的工程师们训练出了巨大的语言模型。GPT、BERT、Llama……它们的名字像咒语一样传播。它们能写诗,能聊天,能通过律师考试,能模仿海明威的风格写一段从未存在过的小说。

全世界都在惊叹。媒体说“AI已经学会语言了”,投资人说“人类语言不再是人类的专利”。

2023年,一位记者找到九十五岁的乔姆斯基,问他:“你怎么看这些大语言模型?”

(图片来源:AI生成)

乔姆斯基坐在书桌前,窗外是亚利桑那州的阳光——他已经从麻省理工退休,搬到了图森。他听完问题,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用他平静而缓慢的声音说:

“它们什么也没学会。”

记者愣了一下。

乔姆斯基继续说:“它们在做模式匹配。非常复杂的、亿万次计算后的模式匹配。你给它们一百亿个句子,它们能算出‘饿了’后面大概率是‘吃饭’。但这不叫理解。”

他打了一个比方:

“一只鹦鹉可以被训练成说‘我要水’。但它永远不会知道水是什么滋味。如果它渴了,它不会说这句话——它只会叫。”

他说得更直白一些:

ChatGPT是一种高科技的剽窃。它从人类的语言库里提取片段,重新组合,生成看起来像句子的东西。但这中间没有思想,没有意图,没有对真理和谎言的判断。它本质上是一面巨大的回音壁——我们说什么,它就弹回来什么。”

整个AI界沉默了。

有人愤怒,说他是“老古董”,不懂深度学习。有人沮丧,因为他说的可能是对的。还有人悄悄松了一口气——终于有人敢说这句话了。

乔姆斯基怕的不是机器变聪明。他怕的是,我们忘记了“理解”这个词真正的含义。

他说:“当你对一个人说‘我饿了’,他给你面包,这叫理解。当你对ChatGPT说‘我饿了’,它说‘你可以去吃饭’——这不叫理解。它只是从数据里学到了一个概率。”

他还说了一句更重的话:

“我们建造了最先进的录音机,然后宣称它理解了音乐。”

但你如果以为他只是否定AI,那你就错了。

他不是反对技术。他反对的是概念的混乱——把模式匹配叫做推理,把统计预测叫做思考,把数据拼贴叫做创造。

他说:“如果我们连这些词都分不清,我们就真的迷失了。”


八、他与AI之间,隔着一条叫“意义”的河

(图片来源:AI生成)

乔姆斯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,其实是这样的:

他是AI的远亲

1950年代,他的生成语法启发了第一代人工智能研究者。他们试图用规则和符号来模拟语言——那正是乔姆斯基的“有限规则生成无限句子”的计算机版本。

但他不是AI的父亲。

他是AI的批评者。而且是那个站在河边,指着对岸说“你们还没过河呢”的人。

这条河,叫“意义”。

真正的意义,不是词与词的关联概率。意义是一个词与世界之间的有血有肉的连接

当你听到“战争”这个词,你的胃会收紧,你的记忆会翻出新闻里的画面,你的心里会升起一丝恐惧或愤怒。意义藏在你的身体里、你的经历里、你的价值观里。

而大语言模型听到“战争”,它只知道这个词和“死亡”“爆炸”“士兵”这些词经常一起出现。它没有胃,没有记忆,没有恐惧。

乔姆斯基说:

“一个没有身体、没有童年、没有疼痛、没有爱的系统,是不可能理解语言的。因为语言,从来不只是语言。语言是生命在开口说话。”


九、他不孤独吗?

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。

一个研究语法的人,一辈子批评政府,一辈子否定主流AI,一辈子站在浪潮的对面。

他不孤独吗?

2023年,他九十五岁。他在图森的家里接受了一次采访。记者问他:“你这辈子,有没有觉得特别孤独的时刻?”

他想了很久。

然后说:“没有。因为我一直相信,语言是两个人的事。你在说话的时候,总有一个‘你’在听。这个‘你’可能是另一个人,可能是未来的读者,可能是某个我永远见不到的年轻人。但只要还有人在听,我就不孤独。”

他每天依然工作。早晨五点起床,泡一杯红茶,坐到书桌前。他回复每一封认真的邮件——常常回得比来信还长。他阅读最新的语言学论文,也阅读关于AI的论文。他不喜欢它们,但他要弄清楚它们到底在说什么。

他的助手说:“他的身体在老去,但他的好奇心没有。”

有人问他:“你不累吗?”

他笑了笑:“累。但我答应过十三岁那年的自己。”


十、他留给AI时代的三句话

如果我们把乔姆斯基一生的思想,浓缩成给人工智能时代的三句话,大概是这样的:

第一句:语言不是词的概率分布,语言是思想的形状。

不要因为机器能流畅地接话,就以为它懂了。流畅不等于理解。就像光亮不等于温暖,回声不等于回答。

第二句:没有身体的智能,不是完整的智能。

一个从未被烫过的系统,不可能真正理解“烫”这个词。一个从未失去过爱的人,不可能真正写出关于失去的诗。意义长在经历里,不在数据库里。

第三句:在教会机器说话之前,先想清楚——人为什么说话。

不是为了更快地完成任务,不是为了更高效地交流,不是为了生成更多的内容。

是为了说“不”。

是为了问“为什么”。

是为了在黑暗里,喊出一个人的名字。

是为了让没有声音的人,被听见。


尾声:一句温柔而锋利的话

费城那个书店角落里的男孩,如今已经九十七岁了。

他的头发全白了,走路需要扶着扶手,说话的声音不再洪亮。但他的眼睛依然锋利,像十三岁那年第一次走进左翼书店时一样。

他还在写书。还在批评。还在提醒。

他写过很多复杂的理论,画过无数张语法树状图,提出过让整个学术界争论半个世纪的假说。

但也许,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,不是那些理论。

而是一个姿势——

一个人,用一生的时间,站在浪潮的对面,轻声说:“你们可能错了。”

他不是为了显得聪明。他只是记得,十岁那年,他答应过自己:要弄清楚语言到底是怎么运作的。

他后来发现,弄清楚了语言的运作,也就弄清楚了人的运作——我们的尊严、我们的创造、我们的反抗,都藏在那条“有限的规则生成无限句子”的秘密里。

他教会了世界如何拆解句子。

然后用一生,捍卫了句子背后的那颗心。


他从不喊口号,但他让每一个词都站在真相那一边。

他研究了一辈子语言,最后自己活成了一句诗——

一句温柔而锋利的话,

落在喧嚣的时代里,

像一枚安静的钉子。


02. 我的思考与感受

读完全文,我想起自己曾经也沉迷于和DeepSeek/ChatGPT对话,惊叹于它的流畅、机智、几乎无所不知。我差点就相信了——它真的“懂”我。

直到乔姆斯基那句话像一根针,轻轻刺破了我膨胀的惊叹:

“我们建造了最先进的录音机,然后宣称它理解了音乐。”

是啊。我们多么容易把流畅当作深刻,把速度当作智慧,把数据的回声当作灵魂的回响。

乔姆斯基让我意识到一件事:在这个AI狂飙的时代,最危险的或许不是机器不够聪明,而是我们正在悄悄地、不知不觉地,用机器的标准来重新定义“理解”和“智能”。

当AI能写出一首关于失恋的诗,我们惊叹“它好懂我”——却忘了,它从未心碎过。当AI能回答“什么是公平”,我们以为它在思考——却忘了,它从未被不公平地对待过。

乔姆斯基用他一生的研究,温柔而坚定地提醒我们:语言不是词语的游戏,语言是生命在开口。

一个没有童年的系统,不懂“等待”的漫长。

一个没有疼痛的系统,不懂“小心”的重量。

一个没有失去过的系统,写不出真正的“再见”。

所以,当我再使用那些大模型时,我不再问“它聪明吗”,而是问自己——

我还记得,作为一个人,我为什么说话吗?

不是为了被算法预测,不是为了生成更多内容,不是为了更快地得到答案。

而是为了说“我不同意”,为了问“你还疼吗”,为了在茫茫人海中,喊出那个人的名字,然后听见一声带着体温的回应。

谢谢乔姆斯基。九十七岁了,还在替我们守住那条线——

那条线,叫意义

03. 本期提问

当AI能完美模仿一首关于失去的诗,而我们再也分辨不出它是否真的“懂”失去——到那时,是我们创造了智能,还是我们悄悄降低了自己对“理解”的标准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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